金融奇才王雪冰獄中歸來后的自述

2020-03-18 15:45:00
劉智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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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該說,我是個天生浪漫的人。


這也許跟我的天性有關——每個人都有天性,天性有時候是好東西,需要放縱;有時候是壞東西,需要抑制。是吧,小丁同志?我相信你也有天性,比如文學,一個人愛好文學不是后天的,后天只不過根據天性做了一次選擇,所以我說你的天性適合從事文學藝術,你內心一定像我一樣,充滿著許多浪漫的特質,不是嗎?當然是。


我的天性就是浪漫,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藝門類,即使我當初學習功課,比如說學習建筑吧,我后來可能就是建筑藝術大師,至少也是一個唱著歌、寫著詩的高級泥瓦匠。所以,我從事的專業不是文學,不是美術音樂舞蹈之類,是金融,是跟錢打交道的學科,但這個一樣沒有妨礙我一直做一個相當有情調的人。當然,你可以寫文章時,像那些小記者一樣,說我是個浪蕩的人,放蕩的人,而不是浪漫的人。但你可以想象,一個浪蕩仔,一個放蕩鬼,進入金字塔尖的部分?不要說是正部級,就是謀取一個鄉鎮長的位置,如果只有浪蕩,試試看,能不能當上,當上了能不能順利干幾年?不容易。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定,就是浪漫嘛。


我60多歲的人了,坐了十幾年牢,時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許多氣質消化掉了,但我自認為內心沒有變。我也用不著塑造自己是什么人,用不著矯情。我就是這樣的,有后悔怎么會自毀前程,但為浪漫而死,死而無憾。我這份天性,這份做派,是是非非當然會多。也許,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,我是體制內的另類,壞了體制內的規矩,所以最終付出了這么大、這么慘的代價。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,我成了階下囚。這個,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。


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,他們從事教學研究,一個是國際貿易專業,一個是外國文學專業。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兩個面向國際的專業方面的人才,他們是兩個極有情趣的知識分子。在朝陽區老公寓樓的一個小套里,兩個人把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。我小時候,母親用英文給我念雪萊和泰戈爾的詩,用雙語給我解讀莎士比亞戲劇。


我稍稍大一些,大概是進入青春期了吧,我母親有一次看著坐在地板上讀書的我,突然打開音樂,說,寶貝,你起來,媽媽跟你跳一支舞。她帶我走了幾步,我跟不上節奏。我就說,媽媽,你跟爸爸跳一遍,我看看,馬上就會的,都不用你帶。爸爸正在廚房炒菜,趕緊洗了手,進臥室換上西裝,才跟我媽媽隨著音樂翩翩起舞。他們那份優雅,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。你看,在家里跟媽媽跳一支舞的父親,放下鍋鏟,一定要換上西裝才登場。那也不是什么舞場,是不到十個平方的小客廳。但他們跳得認真,投入,熱情似火。他們對少年的我來說,簡直是釋放的一道電。我從內心敬重我的父母,愛我的父母,一輩子沒有變過,但愿他們的在天之靈,能夠聽得到我的這番心聲。


第一次,我觀摩了一遍,在曲子完成之后,我跳起來,跟我的媽媽跳了人生第一支華爾茲。“這是華爾茲,歐洲中世紀在諸多宮廷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貴舞種。”母親微微地俯下身子,在我的耳邊細語道。我聞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。我為這樣的家庭氣息而陶醉。


我很快從文學天地,進入舞蹈殿堂,因舞蹈,又進入音樂的世界。我高中的時候能夠閱讀英語文學原著,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學大師的作品,我至少讀過每個作家的一兩部。我喜歡聽交響樂,聽歌劇,當我的同學陶醉在民歌里的時候,我簡直沒法忍受,我聽到那種不傳統、不現代,不質樸又不高雅的曲調,渾身就起雞皮疙瘩。我的華爾茲跳得棒極了,但是整個學生時代,我幾乎沒有舞伴,除了我親愛的爸爸媽媽,在我們青春的那個70年代,好像很難找到一個貴族舞伴,一個外國文學讀友,一個交響樂和歌劇的知音。他們正在扭秧歌,跳忠字舞,正揮著紅纓槍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,不愛紅裝愛武裝。有什么辦法呢?


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后,才是我真正孤獨的開始。所以,別人看我孤獨,說我孤傲,討厭我不合群,看對了,說中了,討厭得也沒錯啊。你說,我這樣的人,怎么融入他們? 一直到今天,雖然我被判刑過,但我走出去,還是華爾茲,還是歌劇,還是普希金、拜倫、海明威,我跳不了廣場舞,唱不出《小蘋果》,讀不了《盜墓筆記》《鬼吹燈》,我跟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老家伙,道不同而不相與謀,本來就是兩個星球的人。 永遠、絕對永遠混不到一起去。甚至今天這個時代,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家伙,我也不欣賞他們。他們打游戲,手機上窮聊,讀胡編亂造的網絡小說,那些山寨電視節目,一點經典的營養都吸收不進去,一分鐘都專注不起來。我認為他們這一代很危險,他們中的有些人不長大腦,從未深度思考過,接觸的不過是一些電子碎片,一種垃圾信息產物。我不希望年輕人永遠是這樣。時代在變,不能把人類文明的優秀內核給拋掉。我們這個民族,文化基礎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厚實,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縱低俗,會很快散架,成為空心的殼子,一擊就成碎片的。


也許我沒資格指點他人,訓導時代。但我看得清楚,說的也都是內心的實話。我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,不獨創,還是有些同感之人的。我們是從內心出發,懷著真正的焦慮,在大腦里思考了無數遍才形成,才不由自主把這些別人不一定愛聽的話送到嘴邊的。相信我,絕不是有口無心,信口開河。


不說這些了,說了,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舒服吧。


1970年代中期,像我這么外語出色的大學畢業生,全國找不到多少。再加上外國文藝的修養,全國更是找不到幾個。擺在我面前的機會很多,文化部的一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,外交部的北美司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,中央統戰部,大概有十幾家中央直屬單位來學校要人,每次我都被要人單位的代表挑中。我對中央電視臺,那時候還叫作北京電視臺呢,有些興趣。記得一個副臺長親自找我談,對我的氣質和口才贊不絕口,表示只要我愿意,電視臺馬上可以錄用。


這么多單位,我就對這個心動了。電視在那個時代稀有,金貴,神圣,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。但是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。他們覺得在新聞和文化單位工作,政治上太危險,幾句話,一篇文章,就有可能讓你的前途完蛋,嚴重的還會一夜之間成為“反革命”,你潛在的命運危險,多是任由別人來強加,跟你本身沒有必然關系,你的專業特點,忒容易授人以柄。 我的父親對我說,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,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,更不能把浪漫當作事業來做,當作職業來做。況且,我大學學的是財務啊,這種專業的選擇顯然是我父母對我人生的一種理性規劃。他們說得對,浪漫不是用來做事業的,是用來美化內心的,用來點燃生活的。然而,我只聽進了一半,做對了一半。


什么意思?后來我選擇了不浪漫的事業,卻又把事業成果做成了浪漫,進而毀了事業。所以,不聽長者言,吃虧到跟前。


按照父母的意愿,我選擇了一家央屬金融單位。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,我就被派往歐洲的英國、丹麥等地學習外匯金融業務,先后被安排到負責代培的米蘭、標準麥加利、巴克萊等著名銀行做實習代理員。這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,我成了為數極少的,具備國際金融眼界和業務能力的專業人才。


實習期滿后,單位沒有安排我立即回國,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國金融在美國紐約的分支機構工作。我記得跟我同時派往紐約的同事,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,在玻璃大廈森林中,在澎湃的汽車聲浪中,這座世界時尚之都,金融之都,讓他們一時手足無措,自卑萬分。而我,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來的世界里一樣,閑庭信步啊。我那樣的淡定和風度,使得同事們無法不刮目相看,都風傳我是中央首長的公子。那時候很多首長子女都改名換姓,插在清華、北大這樣的名校讀書,然后像普通人一樣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,日出而出,日夕而息。真首長的孩子許多就這樣淹沒在普通平凡人之中,不為人知。可我,真的不是名門之后啊。話說回來,如果我真的是首長的孩子,恐怕我的學養和氣質,也無法讓我淹沒在平凡中。


我穿梭在大紐約,如魚得水,很快展現了出眾的才華,熟練掌握了全套外匯業務,在黃金交易和外匯的研究上尤為突出。我常常在世界經濟論壇上,用流利的英語發表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觀點,放大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在該項業務中的國際聲音,引起國內外同行越來越多的關注。在社交派對中,我經常用亞洲視角評論歐美文化;又假設歐美視角,發現和體恤亞太文化。每次,我做報告,不是從經濟出發說經濟,不是從金融出發論金融,我用文化視角,用文化判斷,我有我獨特的推論方法。我是生動的,獨見的,我在世界藝術方面的學養,幫我建立起一種形象,不同于那些常見的玩弄金錢的勢利面孔。這使我的溝通有了利器,我從中國人,甚至亞洲人這個領域的群體中脫穎而出,我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歐美國家精英階層的朋友。


應該說,在中國改革開放即將到來的時候,我的身上已經具備了可以與西方融會貫通的氣質風度和學識水平。我正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炙手可熱的稀缺人才。當我與祖國一起邁進80年代時,一個錦繡燦爛的人生機遇大踏步向我走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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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少年時代一直到中年,我都沉浸在奮斗與成功的亢奮中。我的高傲幾乎從未讓我低下頭顱,去真誠尋覓一份屬于心中的浪漫感情。


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,“就在那一瞬間,你就在我身邊”,這句歌詞我很喜歡,我難得喜歡流行歌曲,可這一句我真心喜歡,因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,又某一刻!我的兩段情遇就是這樣到來的,某一刻突然降臨,毫無預見;某一刻又款款而來,如同冥冥。一點也沒有我歌我詠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坎坷。


20世紀80年代中期,我回到了中國金融本部,我才三十四五歲的年紀,已經位居央企中層,成為體制內非常年輕的“正廳級干部”。我風華正茂,英氣勃發,要在事業上大干一番。同時,我渴望的高雅愛情、浪漫知音也在35歲這一年姍姍來遲。


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兒子是好朋友。他是個非常文藝的人,用現在時髦的說法,叫作文藝范兒。他恐怕是中國人中少有的那種,對音樂癡迷的人,癡迷到不要任何東西,不工作,不操心未來,只沉湎于“音樂響起來,我心在澎湃”的那一刻。他有一個朋友圈子,他們經常在一起搞個派對,圍繞音樂的派對。但其他人都是業余的,也都不固定。只有他一個人是固定的,大家就圍繞他,時不時聚會一下,過一個快樂的周末什么的。


這個圈子很有意思,不斷有新人加進來,朋友帶朋友,朋友的朋友與朋友的朋友再成為朋友。后來我知道,這個圈子成就了好幾對戀人,只有那哥們兒一直是孤家寡人,自始至終很熱心地張羅著所有圈里的事,大家的音樂,大家的愛情,大家的糾紛,大家的婚姻,大家的,哈哈,埋單什么的,真是個好人啊。那哥們兒去世很早,核心沒了,這個圈子也就沒了,真的很可惜。80年代有許多有意思的事,有很多有意思的人。如果他活著,我不知道這樣的人,會不會不能免俗,像許多他那種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樣,在后來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億萬富翁?恐怕是的。這是一個時代的隕落,我們的記憶里留下的是那道閃亮的劃痕。


有時候我甚至想,那哥們兒死得非常及時,他及時固化了老革命血統中的那種浪漫。所以,當我現在聽到一些朋友在議論,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,這一類話題時,我會提及這個人。他們會豎起耳朵聽。有一次,一個著名導演對我說,你把這個另類哥們兒的故事,寫個小說吧,我們來做個電影吧,這很有意思啊。是的,有意思啊。但是,這哥們兒對我來說,意義更不同尋常,因為,就是通過他的這個圈子,通過音樂派對,我認識了我的前妻郝寧。


應該說,郝寧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場,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。


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歡。郝寧一直在一個角落里抽煙,并沒有上場。我不知道為什么注意到她,注意到這個抽煙的沉靜女孩。我記得當時的情境是,我感覺到一束光從她坐的角落閃現出來,一直跟隨著我的腳步,那就是她的目光吧,一種異樣的目光。后來我走過去,自我介紹,邀請她跳一曲。她就笑瞇瞇地站起來,跟我跳了一曲《多瑙河之波》。跳舞的時候,她告訴我,她并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華爾茲,她更喜歡波士頓慢華爾茲,激情隱逸在舒緩、優雅之中,有一種持久的張力。她說她和朋友們把《藍色多瑙河》舞曲,進行改編,搞出了快、中、慢三個節奏的舞曲,不同的人喜歡不同的節奏,各取所需啊。


這支曲子完成之后,她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個自錄的光皮盒帶,告訴我,她其實是拿老上海的歌曲當舞曲的。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,專門在香港翻錄了兩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,帶著卡帶和小型錄放機,隨時欣賞。她告訴我,她還特意去拜訪過白虹,如今,這位曾經在上海灘光華四射的巨星,黯然隱居在北京的老蘇州胡同里


她把卡帶放進收錄機,播放白虹的《春之舞曲》,然后獨自上場,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。大家看呆了,那種感覺,那種效果,你可以想象,它的獨到,她的獨特。


那天晚上,她還和幾個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蘇聯歌曲《列寧山》,她拉的手風琴。她演奏的時候,十分投入,閉著眼睛,微微地昂著頭,一縷黑發在額頭上蕩來蕩去。從舞場下來,我提出送她回家,她說好啊。走到門外,才發現有一輛京G牌照的奔馳車在那里等她。我馬上明白,她是高干子女。在她的熱情邀請下,我只好上了她的車。車上,我跟她開玩笑說,本來想追求你的,一看這車,就沒有勇氣了。


她抿著嘴矜持地笑了一下,說,你知道我為什么演奏《列寧山》嗎?我說,當然是因為喜歡蘇聯歌曲啊。她說,這個回答可有些平庸哦。演奏這個,是因為我們今晚應該有一個共同話題,比如,列寧。然后,她就不再說下去了。


我很著急,我說,可是可是,關列寧什么事啊,我關列寧什么事啊。


她還是不吭聲,抿嘴笑笑。


臨下車時,她說,大衛杜夫香水與列寧有淵源,列寧曾多年使用,現在這個香水又開始進入中國,這是一個親近社會主義的西方香水品牌。


我目瞪口呆,因為,我的確使用大衛杜夫品牌的香水。而這款香水進入中國,與我在美國時認識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關系。他問我何時中國男人會用香水,我說,現在,馬上,您可以進入中國,中國正在發生巨變,像我這樣灑香水的男人會越來越多。我沒有想到,郝寧竟然如此有心,如此用心。她聰明的“發現”與精致的“設計”,讓人與人之間,出現了許多“機緣巧合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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